李 凌|音乐 “现代化” 随谈

30 03 2022  《中国音乐》1981年合订本   教育 - 综合  150 次阅读  0 评论

音乐 “现代化” 随谈

 

《中国音乐》是由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管、中国音乐学院主办的音乐理论学术期刊,创刊于1981年3月,至今已走过40年历程。作为 “双核心”期刊,《中国音乐》为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21—2022)来源期刊和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来源期刊同时收录。截至2021年3月,《中国音乐》已经出版共计168期。据2022年3月7日中国知网(CNKI)期刊音乐数据库显示,《中国音乐》出版文献共计7060篇,总下载次数为1988221次,总被引次数为8129次;2021年度总影响因子0.491,2021年度综合影响因子为0.26。 

多年来,在学界同仁的关爱与支持下,《中国音乐》刊载论文的研究范围与论域不断扩大,研究对象不断细化,研究材料与方法不断更新,研究人才不断涌现,研究成果日益丰富,学术质量逐步提升,对中国音乐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构均起到了积极的支撑作用。为庆祝《中国音乐》创刊40周年,该刊遴选出40年来曾在《中国音乐》刊发并在学界产生一定影响力的论文,自3月28日起,通过微信公众号(中国音乐ChineseMusic)陆续推送,以飨读者。今日刊载的文章是李凌的《音乐 “现代化” 随谈》。

 

——编者

 

 

我国的建设路线,争取在二十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之一的音乐艺术,不管用什么理由,要回避这一问题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

音乐艺术和其他艺术一样,是伴随着时代,伴随着社会基础的变化发展而变化发展的。向音乐艺术提出“现代化”的要求,没有什么不可以。

但是,现代的世界音乐艺术,也和政冶经济一样是非常复杂的。怎样化法,向哪里化,是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一个复杂问题。

就拿通常所谓现代音乐来说,就有许多种,许多流派在发展着。这些流派之所以出现、存在,和世界的政治、经济、文艺思潮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其中有好有坏,有正确的也有根本上是错误的,有大致是对的,也有大致是不对的。这就要进行研究、分析。一口咬定国际上的一切新的流派都是畸形、颓废、没落、腐化……不好,笼统地认为它是科学的、进步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先进”的,是将来的方向也是极端错误。举出某些不健康的或钻牛角尖的流派,甚至以一概全来否定向现代音乐学习不好,而盲目地膜拜某些所谓“先锋派”的实践,作为典范也很有问题。

国际音乐艺术,不断向现代化发展,这是客观事实。有的健康一些,有的就走斜了,这也是事实。

粗粗看来,有创作、理论、演唱、演奏、音乐教育、音乐工业(乐器制造、录音、广播……)音乐经营、社会音乐文化的推广等方面的问题,错综复杂,其中有的问题不小,有的问题不那么大,也有的是很值得我们追赶的。

中国音乐艺术有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有着优异的音乐创作、演唱、演奏成果,有自己的独特规律和风格,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要集中一切力量来发展我们自己的民族音乐艺术,这是确定不移的。国际音乐艺术缺少中华民族音乐艺术的加盟、汇合是缺腿的。

但中华民族音乐艺术,近几百年来,由于封建社会的停滞,由于近百年来处在半封建半殖民主义状态,比较起来是落后不少,这点看不清楚也不好。

首先是音乐工业方面。世界音乐工业的发展是比较高的,乐器制造业、音响学、录音设备、唱片、胶带、扩大、噪音消除……等科学研究、装备,常常使误差减低到只差百分之几或千分之几。

还有教学上的方法、设备、电视教学(音乐表演、歌剧录像等),对于扩大眼界有很大的便利。其次,抄谱、印刷工业值得我们学习的就不用多说了。

我们知道,我国有着丰富的民族民间音乐艺术,但由于记录手段落后,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失传,就拿已经记录整理的来说,有些也很不准确……

如果要想享受更完美的录音。不很快地发展最现代的录音事业。不单在国际上失去魅力,就是自己欣赏也会感到单薄的。
我们转到歌唱艺术吧,我们有自己的传统歌唱艺术,但许多有深厚歌唱传统的戏曲歌唱艺术,一直排在所谓“音乐”之外,这好像是笑话,但却是真实。

我们重视民间艺人的歌唱艺术,重视抗战时期长期发展起来的民歌唱法,是很有意义的。但学习继承我国民族歌唱艺术遗产,不从昆曲、京剧以及各种地方曲种较有造诣的歌唱艺术学习,很好总结这些经验,融入新的民族唱法之中,使其迅速提高和发展,要想成为比较好的传统、流派,这是很困难的。最近我们听到一些有经验的戏曲演员的演唱,都有着比较深的功夫,有方法,有很高的成就。比起我们那些靠白手起家(即什么都不依靠,瞎摸索)的演员来,是有很大不同的。而所有的戏曲演唱艺术,都未很好使之系统化,使之提升为更高的理论,使之指导实践,这是非常可惜的。

我们发现,几个比较出色的、经久不衰的青、中年歌唱演员,如郭兰英、李元华、李谷一、刘玉玲,包括老一辈的如赵燕侠、红线女、常香玉……其中有些是学兼中西,她们的歌唱艺术是有很大发展的,可惜我们对她们的歌唱艺术都没有很好地整理研究。

她们的艺术实践是有科学根据的,不很好地整理、研究、提高就不够现代化了。

其次,我们的民族器乐艺术,有自己的特点,我们的先辈刘天华、吕文成、尹自重、严老烈等人,敢于向当时的现代化进军,使南胡、广东二胡的演奏技术飞快发展。如刘德海、赵玉斋等人对琵琶、筝、笙、大唢呐、扬琴、板胡……的改革,为这些乐器开拓广阔的发展前途。这也是向现代化进军的第一步。当然,民族乐器和演奏方法的改革,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共鸣、转调、音色的改进、演奏方法的革新……它是无止境的,而我们现在只走了很短的路程。

我们学习西洋歌唱艺术,以丰富自己的艺术手段是应该的。这五六十年的实践,特别是解放后的实践,取得了宝贵的经验。其中最突出的是民族化中的咬字和风格的掌握问题,向前迈了很大的一步。

但是,我们新的歌唱艺术,从方法到技巧,比其他先进国家落后。不久前小泽征尔指挥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的演出,挑选重唱演员之难,充分暴露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事实上,西洋的歌唱艺术,经过近些年的探讨,又有很大的变化,有些打破了过去的声部类属,向全能发展,同时在表演技巧、声音的美好、个性的刻画和艺术形象的创造上,又有许多新的研究和发展。

再如我们的钢琴表演艺术,在学习西洋中是比较突出的,如果准确地丈量一下我们的距离,就不能过于天真了。

此外如小提琴、大提琴、铜管、木管……虽然也有一些优秀人才,但比起许多发达的国家,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我们的乐队,对于浪漫主义后期的作品,不是每个演员都能得心应手的,也不是都能充分表现作品的真谛的。

我们的音乐教育的发展是不小的,交响乐、合唱、歌剧、舞剧艺术有了新的开始,但要更好介绍世界艺术,特别是真正建立带有自己特色的交响乐、合唱、歌剧、舞剧事业,使之成为不仅是我们自己满意而又使世界人民佩服,不急行能办得到吗?

这些项目的现代国际水平怎样?发达国家演员的方法、技巧、特点,如何准确评价?由于前十多年的盲目排外,我们都是模糊不清,至多也只是这两三年才有点接触,了解是不多的。

国际上的音乐演奏,是比较复杂的,但不是一片漆黑。所谓创作上新派别,那些远离人民的探索,并不是都把舞台占领了。因为演奏毕竟需要观众,它不同于作曲家可以关起门来搞自己的。因此有不少演奏者都在探索怎样把古典主义、浪漫主义以及印象派前期的东西,表演得更为丰富、深刻,大量在重新灌制立体声唱片和胶带,这点是不能不看到的。

是的。演奏界有一些人是在弄奇作怪,但这类活动,由于欣赏的困难,市场并不大。

我看,比较困难的是创作和理论研究。这里有政治思想、艺术思想和音乐美学等许多复杂问题。而且在创作上,出现了许多流派。我们要接触后期的浪漫主义,如德彪西、马勒、拉威尔、理查•斯特劳斯、斯特拉文斯基、巴尔托克、亨德米特、格什温……还有勋伯格等十二音体系,或比半音小的音程(微分音)体系(即1/4音的、1/3音的、1/6音的和1/12音的体系)和许多新近出现的各种先锋派。如“有组织的无调性”“彻底的无调性”“构成主义”“点描音乐”“偶然音乐”“音色音乐”“极端音乐”以及“电子音乐”等派别的见解。

我手头有一套七张唱片组成的《七天》的现代音乐——斯托克豪森的作品。它是几个人在一起,按照(斯托克豪森的)特定提示,不假思索地进行即兴合奏(即每个演员完全凭所谓“直感”演奏,演奏时要求每个演员必须排除一切杂想,一有杂念就停止。“音”的时值可以自由发挥,他们都按照自己的脉搏和呼吸的节奏进行,闭上眼睛,来想象自己见到的某种色彩,来追求那样的效果等)。所用的乐器(或发音器),除了钢琴、一部分管乐及各种各样的打击乐器外,还有报警口哨、海螺、水罐、长柄锅、滤波器、短波接受器等,有时还加上人声。唱片共七张,是一个组曲。标题为《来自“七天”》。根据预先排练的七天当中的演奏录音而成的。音乐的实际效果,听起来,很像某种电子音乐,因此也就没有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旋律、有规则的节奏及和声等。忽而这儿敲一下,忽而那儿响几声;各种各样的虚音、滑音、颤音,有时重叠在一起,闹得不可开交。当然,它也有它的布局,有起有伏,演员之间也有一定的默契。

可能还有一些比《来自“七天”》更为奇特的东西,这是可以想象到的。

这些流派(特别是近二三十年发展起来的)的最大特点,是音乐与广大的人民斗争生活远离,和他们的欣赏习惯远离。其次是“和严格的自然体系和调性脱离”(茨蒂拉德•柯赫乌铁克),他们的创作比较着重探索新的音乐结构、体系,这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畸形发展是有关系的。

对于其中一些和广大的人民群众距离较远的,甚至连比较窄小的圈子都不能推广的流派,由于他们还只是在探索实验的阶段,对广大观众影响不大。但是它吸引了不少很有才艺的作曲家从事这工作。队伍比较复杂,思想见地各有不同,方式也五花八门,他们的结果当然也会有差异的。

列宁说过:“凡是合理的事情,才能维持长久。”这个“合理”,是包括在理论上说得通,而在结合实际上又行得通。如我国明代就有人把音律推算到三百多个。还有三十年代,西方有些器乐制造家发明了许多看起来很精密、科学的乐器,但由于演奏过于繁难,后来未被采用。我国四十年代初期也有人发明十一孔笛未能推广。

但是,在广大的作曲流派中,也还有一部分作家的实践,如新古典主义、新国民乐派等,我认为是可以研究的。

历史上所谓复古派,每每是对当时艺术思潮走了斜路时的一种反抗,像唐宋的提倡学汉魏文学,它本身就包括一些合理的革新的东西。

此外,如柯达依、巴托克、赫尼连科夫、肖斯塔科维奇……等人的新作,在表现手法上也不是一无是处。批判其思想内容,以及某些不适合的形式,是不是这许多派别之中的某些创作,也有些在创作手法,乐队的编配……也还有可以参考之点呢?

实在说来,我们学习西洋音乐,还多是他们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前期的音乐,就是对这些音乐,也是彻底精通者少,而能真正掌握其理论技巧,创造性地应用的,尤不多见。至于浪漫主义后期,印象主义音乐手法,能随心所欲的批判地应用就更少了。

所谓“现代化”在我们来说、还是个“近代化”问题。我们有许多行业,如各种弦乐、管乐的独奏曲目,有些不够理想,有些根本是空白,我们的演员学得一定技巧,但没有作品可演是常见的。就是已有的作品,也远未能发挥这些乐器的艺术特色。

至于交响乐、歌剧、舞剧、合唱形式,体裁非常简单,就拿最普通的合唱艺术来说,我们对于巴赫(他写了二百多首大合唱)、海顿、柏辽兹(他也写了上百首的大合唱)的合唱艺术,究竟排练过多少,恐怕连泛泛地看过的也不多。至于最近的合唱交响艺术(如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十三交响曲》,奥尔夫的《布耶纳》,勋伯格的《一个华沙的幸存者》),也只是新近才有人开始讲学。离周总理所要求的“要学就学精”还差得很远。

有人说,中国作曲家的现代化,恐怕目前也化不到多远。是的,从我们的作曲家,曾经苦心学习,并写出了像《森吉德玛》《晚会》《嘎达梅林》《抗日交响乐》《长征交响乐》《浣溪沙》《梁祝》《战台风》,以及《鱼美人》《红色娘子军》《海霞》《阿依古丽》和陈培勋的一些新作品,这是很可喜的,但这些作品,手法上有的是非常古典的,有的虽然有一些新的探索,但现代音乐的影响(即在技巧的掌握上),是非常微小的。

其次,所谓“电子音乐”,从目前情况,还只是电子琴、电吉他等乐器,它影响我们的音乐生活也是必然的。但音乐艺术是否象某些人所说:“电子音乐是从器乐结束的地方开始”呢?(爱默特1954),好像还不是这样。

其实,电吉他、电子琴也没有什么可怕,像帕加尼尼、柏辽兹、勃里顿等人对吉他就很有研究(杨波尔斯基)。而电子琴已进入我们的音乐生活了,只要用得适当这有什么不好。

我们会发现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筑艺术,千奇百怪。有些的确不实用。但在众多的新建筑中,也还有些是好的或比较好的。真正看过人家建筑上的先进的合理的结构、空调、光学、科学音响、隔音设备,便利、牢固、多样化,就会感到我们的设计值得考虑了。我们修建了不少,但有不少是呆板的,我们好的音乐厅没有,就是新修的剧场,音响方面也不很讲究,我们生活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音乐工作者,这不着急吗?

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流行音乐”,其中的“黄色音乐”,是能够通过研究、分析、批判、引导群众及音乐工作者加以识别,是能解释清楚,群众会在提高鉴别力之下,加以抵制的。其中,有些因素是可以通过选择、批判地参考,也是有意义的。

我想,民族音乐事业要现代化,从西洋移植过来的作曲、演唱、演奏、音乐教育、社会音乐实践、(这点,英国、法国、香港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参考的)音乐工业、建筑……也要打开眼界,向各国的当代最新的音乐事业看一看,作个比较,批判地学习人家的长处。从而赶上国际水平,这也是四个现代化中的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任务,否则,经济上工农业、科学、国防都现代化,而我们音乐艺术却掉在后头是不相称的。

最近,在上海听到一些作曲家在新创作的舞剧、交响乐中尝试采用一些比较新的和声结构和配器手法来创作,如钢琴协奏曲《山林》在探索表现民族生活和风采上取得新的效果。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经验,这就是,西方音乐艺术的某些新的创造,不是一无可取的,而有些手法,对于创造我们民族新的交响乐艺术,对于丰富民族音乐色彩,是有参考意义的。

当然,盲目地崇洋,全盘肯定,全搬是不对的。但连亲口尝一尝都没有,只站在远远的望一望就说葡萄是酸的也是不好。

我们在解放以前,接受西洋音乐是不够的,解放后接受苏联东欧的,对我们发展和提高是有帮助的,但对欧美的则接触太少。只要我们真的打开眼界,不是盲目而是有选择的、不是乱搬而是有胆识,有勇气的,“就是敌人的东西,也应该学习”。在音乐方面我们实在太贫穷了。

这就首先得有大量的人才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作曲家、演奏演唱青年、音乐工业家、音乐教育家,还包括理论工作者,深入虎穴,在学习、在研究、在批判、在创造,一口咬定没有什么可学,这不是科学的态度。

 


作者简介:李 凌(1913—2003),男,广东台山人,著名音乐评论家、音乐教育家、音乐活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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