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昌永 | 新时代版《长征组歌》及其音乐传播学意义

01 07 2021  《音乐艺术》2021年第2期   教育 - 综合  119 次阅读  0 评论

进入新时代以来,《长征组歌》又以“传承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契机,成为红色音乐文化传播的热点。

 

《长征组歌》自1965年首演以来得以持续传播,其中经历了几个轮次的复排,成为一部名副其实的红色经典。进入新时代以来,《长征组歌》又以“传承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契机,成为红色音乐文化传播的热点。上海音乐学院“敬畏经典、尊重经典、传承经典”,在“不动一个音,不改一句词”的前提下,推出了多媒体数字技术支持的新时代版《长征组歌》,并通过音乐会和手机等新媒体进行传播,成为新时代红色音乐传播的典型案例。

1965年,原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文工团创演了《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以下简称《长征组歌》)。这是“战友派”[1]作曲家晨耕、生茂、唐诃、遇秋根据肖华将军《长征组诗》创作的一部大合唱,一共十曲,其标题分别为《告别》《突破封锁线》《遵义会议放光辉》《四渡赤水出奇兵》《飞越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吴起镇》《祝捷》《报喜》《大会师》,全景式和诗意化地讲述了1934年10月开始的中央红军长征、1935年11月下旬中央红军发起的直罗镇战役、1936年10月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到达甘南以及紧接着的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大会师,热情讴歌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的伟大战略转移。《长征组歌》自1965年8月1日首演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颇受观众青睐,其间出版了多种版本的乐谱、唱片,拍摄了舞台艺术片,并经历两次大的改版和复排,成为一部名副其实的红色经典,并像同时代的歌剧《洪湖赤卫队》《江姐》一样,成为红色音乐传播的一个经典案例。进入新时代以来,《长征组歌》又以“弘扬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推动力,成为红色音乐传播的热点。2020年10月,上海音乐学院循着“敬畏经典、尊重经典、传承经典”的原则,在“不动一个音,不改一句词”的前提下,推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新时代版《长征组歌》,并用多媒体技术下的音乐会及手机APP等新媒体进行传播,受到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可以说,新时代版《长征组歌》已成为新时代红色音乐文化传播的一个典型案例。本文旨在循着《长征组歌》的传播史,探讨《长征组歌》的体裁和呈现方式;阐述新时代版《长征组歌》的创作意图和艺术呈现及其价值取向;探讨新时代版《长征组歌》的音乐传播学意义,并就传播主体、传播信息、传播媒介、传播效果进行简要的学理叙事。

 

一、《长征组歌》传播史:体裁及呈现方式

音乐的存在方式就在于传播,或者说音乐以传播为存在方式。任何一部音乐作品,都不是以封闭性的“文本”而存在的,而是以开放性的“作品”存在,最终以“传播”为存在方式。[2] 但这里的“传播”是一种广义的传播,既是一种依赖现代传播媒介的传播,或现代传播学意义上的传播,又涵盖音乐的不断发展和流变。这就意味着,对于一部特定的音乐作品而言,其传播就在于作品的首演及其后的复排、改版、改编以及依托歌谱、唱片、影像、数字等现代媒体的传播。《长征组歌》的传播即这种包括传承在内的广义传播,它以独特的体裁及其呈现方式,承载着特定的信息内涵,以首演、复排、修订以及依赖现代媒体(纸质文本、唱片、数字媒体)的音像传输,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的传播史。新时代版《长征组歌》赓续了这55年的传播历程,并使这部红色经典传递出新时代的信息内涵。55年中,《长征组歌》虽有不同呈现方式,但却“万变不离其宗”,始终保持“康塔塔”(cantata)的体裁特征,但又展露出“表演性大合唱—情景性大合唱—音乐会大合唱”的呈现方式。上海音乐学院创演的新时代版《长征组歌》,作为多媒体数字技术背景下的“音乐会大合唱”,在遵循“敬畏经典、尊重经典、传承经典”的原则下,做了“加法”和“减法”。其中,“加法”就是增加了一些运用数字媒体技术制作的视频(影像)作为辅助;“减法”则是减去了一些表演性因素,力图向大合唱本色回归。

 

(一)首版《长征组歌》—— 表演性大合唱(1965)

毋庸置疑,《长征组歌》(Long March Chorus)像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Yellow River” Cantata)一样,借鉴了西方“康塔塔”,并具有大合唱的体裁特征。关于这个问题,李遇秋的一段话似乎可以证明:“关于作品的命名,按照作品的规模样式的常规来说,应当叫作‘大合唱’(chorus)、‘交响大合唱’或‘清唱剧’(cantata)。但是,当时我们参照并借用了肖华同志的原作,《长征组诗》这个标题,改动了其中的一个字,即将‘诗’改为‘歌’,于是就叫作《长征组歌》,从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方面来看,就这部作品自身而言,这个命名应该说是很贴切的。没想到的是,从此之后,凡是多段词曲组成的大型声乐作品,都被称作‘某某组歌’(suite)了。我在这里说明这一背景,目的也是希望在今后的创造中,大家还是沿用原来习惯的、世界通用的称谓更好一些。”[3]显然,这段话为《长征组歌》借鉴西方“康塔塔”的体裁形式加了一个注脚。但最终这些“战友派”并没有照搬西方样式,使《长征组歌》成为一种纯粹的大合唱,而加入了一些其他艺术形式的表现因素(如朗诵、动作、服装、道具等),成为一种“表演性大合唱”。为何成为一种“表演性大合唱”呢?《长征组歌》的作曲家们曾说:“以往我们曾听到过群众对某些大合唱的反映。他们说:大合唱像一堵墙,站在那儿,看又没得看,听又听不懂。……为此,我们也想把长征组歌的演唱形式做一次新的尝试。”“为了使群众听得懂、看得清,我们确定:在以演唱为主的原则下,适当地运用一些有助于表达内容、渲染情绪、烘托气氛的其他艺术手段。如表演动作、服装、道具,以及灯光、布景等。总之,是想力求在内容上真实、深刻,在形式上通俗、新颖。这就要打破大合唱的某些洋框框,必要时,也可以把‘墙’拆掉。”[4] 正因为加了“表演动作、服装、道具”,《长征组歌》虽然保持了大合唱的本质特征,但在表现方式上又具有一定的舞台演剧特征,故呈现为“表演性大合唱”。这种“表演性大合唱”应是符合20世纪60年代部队文艺发展要求的。《长征组歌》的另一个版本——总政版《长征组歌》(肖华词,时乐濛、彦克、孟贵彬、陆祖龙曲),就是以表演大合唱”标注其体裁的[5],其中也不乏舞台演剧因素。正因为如此,《长征组歌》打破了“洋框框”,使合唱队动了起来,不再是“一堵墙”。于是,其演出一开始就具有某些舞台演剧的艺术特征。总之,首版《长征组歌》虽不乏大合唱(康塔塔)的体裁特征,并未脱离音乐会的演出形式,但为了满足群众需要,加入了表演性因素,使这部作品呈现为“表演性大合唱”。

 

(二)舞台艺术片《长征组歌》—— 情景性大合唱(1975)

1975年,为纪念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40周年,《长征组歌》复排,并于是年10月17日在北京展览馆公演。此次连续演出40余场,场场爆满。1976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将该次复排的《长征组歌》拍摄为舞台艺术片,并于当年在全国公映,引起巨大反响。1975年复排的《长征组歌》在歌词、音乐等多方面对十年前的1965年原版《长征组歌》进行了改动。比如,作为一部大合唱,其中的合唱就进行了较大的调整。李遇秋曾说:“合唱队比十年前有了较大的提高,所以也就可以稍稍放开一点手脚,使用十年前不敢触及的专业技术,如转调、复调等,来推动音乐的进行,提高音乐的表现力,使得形象更加准确、音乐性更强、合唱效果更完善。”[6] 因此,1975年的复排实际上是一次改版。然而,这次复排、改版,也因为拍摄舞台艺术片的需要,就使《长征组歌》的呈现方式有较大的改变。这就是不但保持了原有的表演性或舞台演剧因素更多,而且还使其中的一些段落具有“情景性”表演的特征。正如唐诃所说的,“把各种不同的演唱形式结合在一起。除了把独唱、重唱、小合唱合理地穿播在整个大合唱中以外,在组歌接近结束之前还有意地把第八曲《祝捷》处理成活泼、轻快、具有浓郁的地方风格的表演唱,为了对毛主席亲自指挥的直罗镇战斗做生动的描述,我们塑造了一个风趣、乐观而诙谐的红军老战士的形象。此外还吸收了姊妹艺术的某些表现手法,如在《过雪山草地》中,合唱队变换了几组雕塑式的造型,把红军雪山行军、草地露营的场面展示出来,使歌声和乐曲的音乐形象更加鲜明。又如《四渡赤水出奇兵》,领唱者手持木竹板边打边唱,是采用了我军在行军鼓动中常见的一种演唱形式,为了塑造红军战士的形象,我们也把它吸收到大合唱艺术中来了。”[7]不难发现,其中《四渡赤水出奇兵》中领唱者的表演就像是一个红军宣传员在长征中的宣传鼓动;《过雪山草地》就营造了一个“草地篝火”的情景;《祝捷》中的表演唱则是直罗镇战役胜利后欢迎胜利的情景。这样一来,连同1965年版的表演性因素,1975年版的《长征组歌》就更有舞台演剧的特点。一位论者曾说,“这部大合唱有了一种演剧的特点”,“大合唱中的独唱、领唱者都被‘角色化’了,而整个合唱队(也包括乐队)就像是长征中的一个小分队(类似于影视作品中的那种重点描写对象),也被‘角色化’了”。[8]这些舞台演剧的特点,都能在这部舞台艺术片中真切地感受到。总之,1975年版的《长征组歌》虽保持着“康塔塔”的体裁特征,但相对于1965年原版《长征组歌》,其呈现方式已有较大的变化。这就是从“表演性大合唱”发展为“情景性大合唱”,其舞台演剧的特点更为突出。但正是这种“情景性大合唱”,作为一次“经典化建构”[9],也使得《长征组歌》在其后40多年的演出中始终保持着这种“经典化”了的“情景性”呈现方式。值得一提的是,1993年《长征组歌》在中国剧院演出时还加了舞蹈。“这是一次有益的尝试,整个演出的可视性大大增强,其多变的合唱造型、对乐曲演唱和演奏的全新处理、舞蹈动作对歌曲的烘托以及现代化的声像光源、舞美手段的渲染,让观众们眼前一亮,受到了普遍好评。”[10] 舞蹈场面的追加,无疑就使这种“情景性”更得以加强。1995年版的《长征组歌》则展现出向“交响合唱”发展的趋势。[11]但这次演出也未能改变这种“情景性大合唱”的经典呈现方式。

 

(三)新时代版《长征组歌》——音乐会大合唱(2020)

2020年上海音乐学院推出的新时代版《长征组歌》,仅就其主体部分而言,则是一个较为纯粹的音乐会方式。保留了朗诵,但减去了一些表演性因素。这些因素包括:(1)独唱者、领唱者的表演以及合唱队和乐队队员的表演性动作。(2)第六曲《过雪山草地》和第八曲《祝捷》中的“情景性”设计及其中合唱队的队形变化。(3)红军军装及腰带、绑腿,除朗诵者外,所有演员不再沿用此前《长征组歌》所用的红军军装,而是以红军军装的颜色(浅灰和藏蓝色)以及领章、帽徽的颜色(红色)为主色调,设计制作出一种既能体现“红色基因”又具有时代特点的学生装(或青年装)。(4)大刀、斗笠以及竹板。这些“减法”和调整,在一定意义上说,正是“敬畏经典、尊重经典、传承经典”的体现,也出于使红色经典常演常新的艺术追求。正是因为这种音乐会的呈现方式,使原版《长征组歌》中就业已存在的“康塔塔”的体裁特征进一步凸显出来。这正是对“经典”的“敬畏”“尊重”“传承”,也是《长征组歌》在呈现方式上的一种创新。还值得一提的是,这种音乐会呈现方式作为向原作大合唱本质的回归,也极大地凸显出了《长征组歌》这部作品在音乐本身上的巨大成功。一位观众曾说,“这种纯音乐会版本,让我们更能感受到《长征组歌》的艺术魅力,更清晰地把捉到这部作品的艺术构思以及音调的地域风格和全曲的套曲结构思维。首尾呼应的音乐主题(见谱例1),也是全曲的思想主体,也因此而十分鲜明。这种多媒体数字技术支撑的音乐会版《长征组歌》更有利于作品的传播。”的确,新时代版《长征组歌》减去了1965年版和1975年版中除朗诵外的那些表演性因素,但又力图凸显原作的大合唱本色和原作的音乐魅力。然而,数媒技术支撑下的“加法”以及服装的改变,则体现出了呈现方式上的创新。因此,我们有理由说,新时代开启了新的长征路,新时代版《长征组歌》则延伸了《长征组歌》的新时代传播史,作为一个在多媒体数字技术背景下的音乐会版,已成为新时代红色音乐文化传播中的一个典型案例。

 

图1 新时代版《长征组歌》中合唱队员、乐队队员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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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1 《长征组歌》之“大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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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时代版《长征组歌》:创演原则与艺术表现

2020年10月15日晚,上海音乐学院创演的新时代版《长征组歌》在上音歌剧院正式公演,此时距当年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1935年10月19日已整整85年。85年前的1935年10月19日,番号已改为“陕甘支队”的中央红军到达位于陕甘革命根据地西部的吴起镇(今陕西吴起县城),接着伏击前来“追剿”红军的敌骑兵,取得吴起镇战役胜利,结束了历时1年、纵横11省、行程25000里的长征。从此,中共中央及红军在陕甘这块红色土地上找到了落脚点,中国革命也有了新的大本营。为了铭记这段光辉历史,“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结合“四史”学习,全体“上音人”以饱满的政治热情重新排演了已有55年传播史的《长征组歌》。正如前面所言,“敬畏经典,尊重经典,传承经典”是新时代版《长征组歌》创演的总体原则。

 

(一)敬畏经典:崇敬革命历史

“敬畏经典”就在于对革命历史的尊重,对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及全体红军将士的崇敬。在此次创演新时代版《长征组歌》的过程中,全体“上音人”正是怀着对革命先烈的无比崇敬,深切感悟光辉历史,深刻领会长征精神,吃透每一句歌词的含义,领受每一个音符的重量,一刻也没有放松,丝毫也没有苟且,将基于革命的历史感、崇高感、荣誉感作为排演的原动力,保持着来自红色基因、红色血脉的革命激情。尽管我们未能重走一遍长征路,但我们一直是用“长征精神”来排演新时代版《长征组歌》的,并力图表达新时代年轻人对中国工农红军那一代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的致敬。在整个排演过程中,我们选择了一个诠释重点,那就是“长征精神”。什么是“长征精神”?“长征精神”的基本内涵是:第一,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第二,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第三,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第四,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第五,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根据“长征精神”内涵,我们又把重点放在如何突出表现红军官兵“坚定革命的理性和信念”上。比如,在第一曲“告别”我们要求大家重点唱好作品的最后一段:“乌云遮天难持久,红日永远放光芒。革命一定要胜利,敌人终将被埋葬。”这一段也是整个《长征组歌》中最重要的音乐主题,与第十曲“大会师”最后的一段“歌唱领袖毛主席,歌唱伟大的共产党”(参见谱例1)在音乐材料上形成统一,体现出《长征组歌》中的套曲结构思维;在思想主题上形成呼应。在这里,我们就要求合唱队和乐队重点表现出红军将士踏上长征路的坚定步伐和必胜信念。同样,在第六曲“过雪山草地”中,我们则把重点放在“革命理想高于天”的艺术表达上,让大家感悟红军将士“爬雪山、过草地”时的那种崇高感。要达到这些,就不仅是将音唱准,将每一个力度、速度和表情术语的含义唱出来,而且还必须具有一颗对革命先烈的敬畏之心,对革命历史的崇敬之情。这也是我们将“敬畏经典”、崇敬革命历史作为创演原则的初衷和依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表达我们心中的敬畏和崇敬,每位演员胸前都贴上了标识性的红色校徽,左臂上都系有红色的丝带。因此,我们的每一场彩排、每一场演出,都具有向革命先烈和革命历史致敬的仪式感。

 

(二)尊重经典:保持经典原貌

“尊重经典”是我们创演新时代版《长征组歌》创演的基本原则。这主要是在词曲上保持对原作的尊重。我们知道,在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复排红色经典的过程中,为了使其具有时代特色,不少剧目、曲目都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新编”,将原作的词曲做了较大的改动。但新时代版《长征组歌》却是“不动一个音,不改一句词”,严格依照2009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长征组歌》总谱进行排演。

众所周知,《长征组歌》是1965年4月完成的,其歌谱(单旋律谱)最早发表在1965年第7期的《解放军歌曲》上,但那时这部作品还未首演。这个单旋律谱就已铸就了这部作品后来的辉煌,只不过是其中第三曲“遵义会议放光辉”和第四曲“四渡赤水出奇兵”那时分别为“进遵义”和“入云南”。[12] 1965年8月1日,《长征组歌》在北京民族文化宫成功首演,从此便有了这部永不褪色的红色经典。但由于历史原因,这部经典首演后不久就尘封了。直到1975年,为纪念中央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长征组歌》再度改版、复排并摄制了舞台艺术片《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1976年公映),形成了深入人心的1975年版《长征组歌》[13],总谱最终于1978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14]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长征组歌》一直久演不衰,并曾有不同于1975版的1993年版、1995年版。在1975年开始的《长征组歌》传播中,1975年版的《长征组歌》是一个总的蓝本。但其间的一些演出中,也存在歌词、管弦乐配器乃至表演形式上的变化。其中,1995年版《长征组歌》的总谱版和钢琴伴奏版已由上海音乐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15]200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人民音乐出版社本着忠实原作、回归原作的态度,并充分尊重词作者肖华将军的夫人王新兰同志的意见,由《长征组歌》曲作者之一的李遇秋进行整理,重新出版《长征组歌》的“经典版本”,分“合唱谱”“钢琴伴奏谱”“总谱”三种。[16]其中,作为总谱的《长征组歌》正是上海音乐学院此次创演新时代版《长征组歌》的蓝本。

相对1975年版对1965年版的改动,2009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长征组歌》在歌词上进行了必要的取舍[17],具体是:(1)放弃第一曲“告别”中的改动,还原1965年版。(2)认同1975版第二曲“突破封锁线”中删掉“固陂新田打胜仗”“佯攻汝城占宜昌”,并将“跨过湘水抢湘江”变为“跨过五岭抢湘江”,增补“不怕流血不怕苦,前仆后继杀虎狼”的改动,但将最后两句还原为1965年版的“围追堵截奈我何,数十万敌军空惆怅”。(3)认同第三、四、五、八、九曲的改动,其中包括1975年版第三曲“遵义会议放光辉”和第四曲“四渡赤水出奇兵”标题上的改动(原标题为“进遵义”和“入云南”)。总体而言,2009年版《长征组歌》基本上认同了1975年版对1965年版的改动,但局部上又回到1965年版(三个版本的比较参见表1),既尊重了1975年版,又通过删改部分歌词并使之回到1965年版。然而,2009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长征组歌》总谱,正是我们创演新时代版《长征组歌》的蓝本。所谓“尊重经典”,“不动一个音,不改一句词”,正是就2009年版《长征组歌》而言的。这就意味着,正因为我们以2009年版《长征组歌》为创演蓝本,而未进行一些所谓的“新编”和“演绎”,故既尊重了1975年版,但又更尊重了1965年版。那么,我们为何选择2009年出版的《长征组歌》?这一方面是对经典的尊重,即对1965年版、1975年版的尊重,也是对肖华将军及其家人意愿的尊重。更重要的是,2009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长征组歌》可以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经典版”,它对1975年版改动的取舍都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限于篇幅,关于这个必要性和合理性在此就不展开讨论了。但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此次创演新时代版《长征组歌》还聘请了肖华将军的女儿肖霞同志担任艺术顾问,最终选择2009年出版的《长征组歌》也征得了她的同意。故新时代版《长征组歌》是严格依照了2009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长征组歌》,没有动一个音,没有改一句词。

 

表1 1965年版、1975年版和2009年版《长征组歌》歌词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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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黑体字部分为有改动之处。

 

(三)传承经典: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传承经典”,就在于在尊重经典、敬畏经典的基础上,赋予《长征组歌》新时代意义,展现出新时代特色,让《长征组歌》鼓舞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对“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牢记党的性质和宗旨,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习近平指出,“伟大长征精神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不断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希望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牢记党的性质和宗旨,坚定理想信念,坚定不移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不断跨越前进道路上新的‘娄山关’‘腊子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18]2020年6月27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党员志愿服务队全体队员的回信中也强调:“心有所信,方能行远。面向未来,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我们更需要坚定理想信念、矢志拼搏奋斗。希望广大党员特别是青年党员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在学思践悟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努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19]新时代版《长征组歌》的创演,就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等一系列重要指示的自觉行动。那么,在新时代版《长征组歌》中如何赋予新时代意义、体现新时代特色呢?那就是先做“减法”,在减去既有《长征组歌》中的那些非音乐的表演性因素,而使用音乐会形式保持《长征组歌》作为大合唱这一体裁特征的前提下,再做“加法”,加上一个新的“外包装”。这就是在首尾分别追加了题为《启》和《望》的短片,用电子屏幕呈现,前者作为导入和回顾,后者作为展望和憧憬。

在作为片头的《启》中,运用影像和画外音概述长征及长征精神对后世的影响,表达上海音乐学院全体师生向革命先烈致敬、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致敬之情。在作为片尾的《望》中,运用影像和画外音回顾长征途中英烈们一路创造奇迹的历史画卷,展现新中国70多年来的不懈奋斗和伟大祖国在新时代的勃勃生机和崭新姿态。[20] 正是《启》和《望》,将此次创演新时代版《长征组歌》的目的和意义加以充分表达。也因为这个片头和片尾以及持续作为底幕的电子屏幕及其信息,新时代版《长征组歌》就成为一种多媒体数字技术支撑下的“音乐会大合唱”,体现出时代特色,使人耳目一新。当然,新时代意义和新时代特色并不只在于这种数字媒体技术,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长征精神的呼唤,长征精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永恒魅力。总之,“传承经典”就在于艺术上的传承,但更重要的是通过红色经典弘扬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三、新时代版《长征组歌》传播:一个红色音乐传播案例

进入新时代以来,20世纪留下的一些红色经典都得以传播,新时代版《长征组歌》作为对1965年产生的经典音乐作品《长征组歌》的一次排演,已成为新时代红色音乐传播中的一个典型案例。作为一个红色音乐传播案例,新时代版《长征组歌》的传播已取得了良好效果。自2020年10月15日首演以来,新时代版《长征组歌》共演12场(截至2021年5月23日在辰山的演出),场场爆满,观众达3.5万人次,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好评和赞誉,也极大地活跃和丰富了因受疫情影响而一度低迷的上海音乐生活。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之际,新时代版《长征组歌》的创演者和受众都得到了精神上的洗礼,增强了对党史、国史、军史的认同感,坚定了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集聚力量的信念。这里不妨就新时代版《长征组歌》自创演以来的传播,作一个简单的音乐传播学叙事。

 

(一)关于传播特征与传播方式

音乐传播是一种音乐创作、音乐表演、音乐审查、接受与反馈等多个环节且相互制约的系统传播,包括“广义传播”(文化传承)和“狭义传播”(信息传播)。新时代版《长征组歌》和此前这部作品55年的传播一样,也是一种系统传播,其中作为文化传承的“广义传播”,即以音乐会形式演出的舞台传播。这也是新时代版《长征组歌》作为一部音乐作品在传播上的突出特征,即每一次演出都是一次传播。新时代版《长征组歌》的传播,也是一种作为信息传播的“狭义传播”。这是一种依赖特定传播媒介的音乐传播,即一种通过物理载体及其传输的传播,也就是通过书报、广播、电视及网络的传播。就新时代版《长征组歌》而言,主要是利用了网络传播,就是将新时代版的《长征组歌》的演出视频作为一种数字化信息置于手机微信平台和互联网平台上,通过手机和互联网传播。总之,新时代版《长征组歌》的传播具有音乐传播的系统传播特征,其中依托音乐会的舞台传播作为一种传统传播,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成为手机和互联网传播的重要信息源。从传播方式而言,则是以手机APP为主要传媒媒介的现代信息传播。

 

(二)关于传播信息和传播媒介

新时代版《长征组歌》作为一个特定的传播信息,其基本内涵由三部分构成:一是音乐作品。这就是1965年创作的这部作品及其基本信息,包括新时代版《长征组歌》作为一部革命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的题材特征,即这部作品作为一部表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战略转移)的大型声乐作品的题材内容和思想主题;新时代版《长征组歌》作为一部“康塔塔”的体裁特征和作为技术支持的多媒体数字技术;新时代版《长征组歌》在“尊重经典”原则下秉承的革命化、群众化、民族化审美特征以及“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表现手法。二是文化传统,即新时代版《长征组歌》作为一部革命历史题材作品所展现出来的革命文化传统,如革命文艺的战斗性、人民性和民族性等。三是文化基因,也是新时代版《长征组歌》中所蕴含的红色文化基因。这种红色文化基因,对于《长征组歌》而言,并不是别的,正是伟大的长征精神。就新时代版《长征组歌》而言,传媒媒介首先在于作为舞台演出样式的音乐会。其次就是手机和计算机客户端,此外还有纸质传媒(节目单、报纸、书刊上的文字和图片),涉及广播电视、网络机构、自媒体。还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加大新时代版《长征组歌》的传播力度,上海音乐学院还专门研制了一款高清电子阅览器。到目前为止,以“上音长征组歌”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手机微信平台上已有关于新时代版《长征组歌》的排练、演出、访谈的文字信息链接30余条,视频信息链接30多条,其阅读量超过十几万次;在360浏览器上搜索有140多个链接,其阅读总量也过万次。

 

(三)关于传播主体与传播效果

所谓传播主体,就一部音乐作品的传播而言,是这部音乐作品的创作者、表演者、审查者、传播者和接受者。值得一提的是,新时代版《长征组歌》拥有一个庞大的创演团队。这首先是一个高效率的创作团队,包括策划人、作曲家、舞美设计师、数字媒体专家、撰稿人等;还有一个阵容整齐的表演团队,包括80多人的合唱队和80多人的管弦乐队,外加“全明星”式的独唱、领唱者、指挥家和担任领奏、独奏声部的演奏家。新时代版《长征组歌》还分为两版:由教师担任领唱、独唱的“群星版”和由学生担任领唱、独唱的“青春版”。推出“群星版”不仅可以扩大其社会影响,而且还可以在青年学生中起了一种引领作用。推出“青春版”则有利于高校传播,也象征着弘扬革命传统、传递红色基因后继有人。分两版也可以保证演出中人员的轮换和更替,以及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对话。新时代版《长征组歌》的接受者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广大的音乐爱好者,另一类则是传播的目标人群——上海市机关、学校、企业的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高校师生。新时代版《长征组歌》自首演以来,虽然只演12场,但却取得了很好的传播效果。由于红色音乐文化传播作为一种政治宣传,与生俱来就是一种具有既定目标人群的文化传播,具有强烈的指向性和针对性,故新时代版《长征组歌》的传播,主要是结合了“四史”的学习、作为音乐党课进行传播的。这作为一种定向传播,其受众主要是党员和干部,故其传播效果良好。为此,我们也收到了许多充分肯定新时代版《长征组歌》的反馈信息。许多观看了新时代版《长征组歌》的党员、干部都认为,这部作品的演出是一堂生动的党课,通过聆听感人的音乐,更深刻地了解了长征这段历史,并达到了“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目的。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的文化互动,即一种基于传播信息、依赖传播媒介、注重受体反馈的文化互动,也在新时代《长征组歌》的不断演出中得以建立。

 

结 语

从2020年9月中旬新时代版《长征组歌》创演启动以来,已经历了8个月的连续奋战,从策划、构思、创作到排练、制作、首演、巡演,我们付出了辛勤的汗水,但也收获了很多。首先,新时代版《长征组歌》的创演推动和深化了上海音乐学院的“四史”学习活动。全体参演人员乃至全体“上音人”,作为艺术教育工作者和青年学生,思想境界得以极大提高,大家都对长征这段光辉历史有了新的认识,深感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集聚力量的使命感和自豪感,结合“四史”学习,具有“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之功效。其次,新时代版《长征组歌》的创演推动了上海音乐学院的教学改革。从演唱、演奏、指挥到制作,从舞美、灯光、服装、化妆到多媒体数媒技术的运用,没有借外单位一个人。故新时代版《长征组歌》可以说是百分之百的“上音制造”。新时代版《长征组歌》的创演也践行了周小燕教授曾提出的“敞开心门、打破师门、走出校门、跨出国门”的教学理念,创造了“跨学科建设”、多学科“联合大作业”、多部门联动、多专业合作的创作演出和实践教学新模式,也尝试了寓教于乐、寓思政于舞台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及思政课和思政教学改革的新模式。更重要的是,全体演职人员的专业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尤其是许多学生通过排练合唱,声乐技能得到很大的提高,尤其合唱能力得以提高。经典需要传承,并需要在传承中不断地进行“经典化建构”。新时代版《长征组歌》的创演就是一次“经典化建构”;经典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又“万变不离其宗”。对于《长征组歌》这部红色经典而言,其不变之“宗”就是其音乐语言与形式的艺术魅力,就是它作为革命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的艺术特征,就是蕴含于其中的长征精神。“尊重经典、敬畏经典、传承经典”,唱新时代版《长征组歌》,走新时代长征路,将永远是我们“上音人”的理想和追求。

 


注释:

[1] 所谓“战友派”,指在原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文工团(及其前身“抗敌剧社”)成长起来的艺术家群体。关于“战友派”,参见梁茂春:《光辉而曲折的历程——论我国当代歌曲的发展道路》,载《音乐学习与研究》,1986年第1期;夏滟洲:《“战友派”研究》,载《黄钟》,1994年第1期。

[2] 王坤彤:《〈长征组歌〉传播研究》,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硕士论文,2017年,第1~2页。

[3] 李遇秋:《〈长征组歌〉的创作情况及主要经验教训》,载《人民音乐》,2008年第8期,第17页。

[4] 战友文工团音乐创作组集体讨论(晨耕、唐诃执笔):《以毛泽东思想挂帅 谱写毛泽东思想胜利的颂歌——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音乐创作概述》,载《人民音乐》,1966年第1期,第7、8页。关于拆除“一堵墙”问题,晨耕后来也有相关的表述。参见晨耕:《回顾〈长征组歌〉的创作演出》,载《人民音乐》,1995年第8期,第9页。

[5] 解放军歌曲编辑部编:《红军不怕远征难(故事大合唱)》(内部印刷),1966。

[6] 李遇秋:《〈长征组歌〉创作始末》,载《炎黄春秋》,2003年第7期,第39~42页。

[7] 唐诃:《宣传长征 歌唱长征 继续长征——谈谈〈长征组歌〉的音乐创作》,载《人民音乐》,1976年第5期,第29~33页。

[8]王坤彤:《〈长征组歌〉传播研究》,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硕士论文,2017年。

[9] 关于“经典化建构”,参见杨燕迪《中国音乐的经典化构建:现实驱动与学理依据》一文中的相关表述,载《音乐艺术》,2020年第1期,第58~68页。

[10] 马子跃、杨艳芳:《80年长征50年歌——〈长征组歌〉半个世纪的记忆》,华龄出版社,2016。

[11] 同[6],第42页。

[12] 《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组歌)——为红军长征三十年而作》 (肖华词;晨耕、生茂、唐诃、遇秋曲),载《解放军歌曲》,1965年第7期。另可参见《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组歌(简谱本)》(肖华词,晨耕等曲),音乐出版社,1965。1965年版总谱一直未出版。

[13] 《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组歌(简谱)》(肖华词,晨耕等曲),人民音乐出版社,1975。

[14] 《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组歌(总谱)》(肖华词,晨耕等曲),人民音乐出版社,1978。

[15] 《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1995总谱,肖华词,晨耕等曲;李遇秋修改执笔),上海音乐出版社,2005;《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1995年合唱与钢琴伴奏谱,肖华词,晨耕等曲;李遇秋修改执笔) ,上海音乐出版社,2005。

[16] 《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组歌(经典版本)合唱谱》(肖华词,晨耕等曲),人民音乐出版社,2009;《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组歌(经典版本) 钢琴伴奏谱》(肖华词,晨耕等曲),人民音乐出版社,2009;《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组歌(经典版本)总谱》(肖华词,晨耕等曲),人民音乐出版社,2009。

[17] 有关取舍的原则,参见两篇文章。李遇秋:《关于〈长征组歌〉的歌词》,《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组歌(合唱谱)》,人民音乐出版社,2009;王新兰:《王新兰同志(肖华夫人)的一封信》,《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组歌(合唱谱)》,人民音乐出版社,2009。

[18] 参见2019年8月19日《人民日报》。

[19] 2020年6月30日“新华网”,登录时间:2021-03-30。

[20] 参见新时代版《长征组歌》演出台本。

 

 

作者简介:廖昌永(1968~ ),男,上海音乐学院院长,《音乐艺术》主编(上海 20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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